關於算法作曲 (Algorithmic Composition) 〖下〗

承接自上篇文章，接者，本篇接下來要討論的是關於算法作曲的問題。

首先，自十九世紀現代運動以來，藝術家為了反抗陳規陋習，轉而嘗試用真實的情感和現代的技術去表達他們對世界的看法。隨著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迅速發展，科技的邏輯逐漸替代了工具理性的位置，並與人文理性工並駕齊驅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曾指出，理性被分為兩類，一類是幫助人們擺脫愚昧的人理性；另一類是幫助人們了解自然的工具理性。而科技的邏輯所導致得標準化和統一性，逐漸侵蝕了人文理性中的自由與人權。如何構建音樂結構和所表達的對象的對應關係，不同的系統結構各有長短，難以存在一個完善的表現方法。藝術家可通過搜集數據，來訓練一個人工精神網絡，讓其可以生成藝術家想要的旋律，但生成背後的機械機制是否有效的表達了藝術家的實際意圖？在各種似是而非重複的曲調節奏中，這種大規模重複生產逐漸約化為了消費的產物。在種種通過算法生成的作品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光是這個藝術家對科技的迷戀，同時也指向了對數字時代，以及面對種種既定框架的反思。

其次，若要進行藝術創作，那將會涉及藝術家與其工具材料和操作技術的互動關係。如Walter Benjamin所說，“真正評論攝影的，永遠是它的攝影師與其技術的關係”，創作者始終都要面對材料的既存限制。通過代碼演繹的算法作曲，這種技術與傳統的創作有著十分顯著的差異。一個人若要掌握某種樂器，需要長年累月的身體訓練來使自己的身心與樂器達到一致。而在算法作曲中，創作者似乎變成了一個培訓者或者制定規則的人，通過電腦語言制定的種種運算邏輯來讓程序進行表演。也就是說，程序作為表演者在舞台上可以變成一個透明人，而在台後的創作者則需要收集大量的旋律數據，然後培訓人工神經網絡，任其相互拼湊。但這樣則展現出了算法作曲的脆弱性，個人風格的感染力。這不光是來自表演者的外在，而是表演者身處一個空間之內，他的自身節奏與這個空間的協調，他自身的生理反應會連結到樂器與房間融合統一。音樂所依賴的支點不僅在樂器的物理構造中呈現，還依賴，在生理學中，特定的身體。如M. Leman所言，“音樂被理解為具有相互作用的動態複合體的體現行為。這些行為可能是物理的或虛擬的，事先安排的或自然而然的，或時間上的，使之被視為約束條件或結構。所有的這些都通過相互構建，重新描述和重組的過程中交織在一起。”關鍵問題在於人通過何種方式介入人機交互的過程，使音樂創作變得更為有效。

然後，對於算法作曲也有這樣一個問題，如果脫離了表演者和作曲家，那麼自動化的算法作曲是否有創造性？在這樣的問題裡預先做了兩個假設，一，創造是人才擁有的獨特才思和權力；二，算法作曲有固定的規則和方法標準。Gene Meieran曾說，創新有三種類型，打破陳規，循序漸進和再運用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算法作曲本身就是一種創造行為，它打破了原本的作曲方法，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運用相關樂理和邏輯。但在創造之後的算法所進行的再生產，由於被種種規則、算法和音樂風格所束縛，在這模擬創造過程的環節出現了一絲絲衝突。不過，這個問題給了我們一些啟示，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何謂創造性。作曲家在運用算法作曲的時候，對算法的邏輯不斷進行調整，並按照已經建立好的音樂規則來演繹，以便生成他想要的旋律；但在另一方面，對於藝術創作而言，相較於一些音樂中所提供的聽覺愉悅，藝術則自19世紀末以來，以各式各樣的反藝術、反美學和反體制等先鋒運動對大眾品味進行激烈的顛覆，而到20世紀末，皆有諸多有針對性的作品直接探討了藝術與資本主義的交鋒，因在資本主義中，有創造性的思想和努力被解碼為可販賣的商品，變成了一種行銷，從而影響了大眾的接收和感官系統。而“公式化”的藝術創作，則難以對創造本身進行反思。也許，算法作曲本身具備的創造性和它再生產的形式化旋律所具有的衝突，也正是其迷人的一個特質。

最後，由算法生成出的音樂片段是否能夠提供聽眾所需的悅耳聲音呢？當然這也是諸多人關心的問題，也是作曲評估機制中一個重要部分。誠然，這些評估可以設置為提供為藝術創作的，同樣也可以是為了滿足娛樂的，這些選擇則取決於使用者的目的。評估方式可以通過在作曲系統中建立形式規則庫，來約束並對所生成的旋律做質量評估，賦予每個規則一個平衡，使所生成的旋律擁有這個平衡的百分比。但由於推導一個精準的形式目前並不現實，由於需求和規則的變化，所生成的旋律也需要人為後期進行介入，由作曲者把握介入程度。而算法作曲對不同的具體問題採取的策略有差，也是這個領域中所需要考量的問題。